作者：李荣山

期刊：《中国社会科学》2022年第9期

摘要：文章认为，长期以来，比较历史社会学研究深陷“非西方社会为什么没有发展出现代资本主义”的韦伯式问题意识，进而波及韦伯与西方中心论的关系以及历史学与社会学的关系问题，百年来难有定论，错失了基于中国文明主体的提问。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1）在资本主义起源问题上，韦伯承接了历史主义对特殊性的关注，对现代资本主义作了独特界定，使得理论上西方以外不可能发展出现代资本主义；（2）在西方中心论问题上，没有找准韦伯文明比较的标准，容易陷入意识形态之争，遮蔽了其文明比较中“和而不同”的可能性；（3）在历史学与社会学的关系问题上，没有揭示出二者在理念型中相结合的机制，难以把握特殊性与普遍性的辩证关系。有必要立足中国文明自身重新发问，批判地检讨韦伯比较历史社会学的得失，以讲出中国道理。

韦伯的历史比较方法有两大核心特点：在概念形成上的“虚实相生”，在文明比较上的“和而不同”。前者指韦伯的理念型方法是取历史主义与新康德主义二者之长加以融合的产物，也是文化科学与自然科学融合的产物：使追求普遍性的“类概念”接受追求特殊性的发生学特性，转变成理念型概念，成为构建历史个体的分析性工具，这是历史学与社会学在概念形成上相融合的关键。理念型概念“虚实相生”特点表现为：一方面，概念是根据理念虚构的；另一方面，虚构的要件是具有实在性的历史经验。后者指韦伯利用理念型方法进行文明比较时，构造了二维比较坐标：一是“理念所创造出来的世界图像”，二是“物质上与精神上的利益”。“世界图像”规定了文明的走向，“利益”推动文明按此方向前进，二者各要件的相互组合共同确定了一个文明在历史经验中的具体轨迹。文明比较，实际上是去探寻二者各要件在诸文明中的具体组合形态。这套比较方法较为合理地处理了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既能够看出诸文明的普遍性，又容易看出诸文明的特殊性，有利于揭示诸文明之间“和而不同”的格局。通过这样的比较，韦伯不但把西方文明的独特性呈现出来了，同时也把其他文明的独特性呈现出来了：如印度的根本特征是卡斯特制度，犹太教的根本特征是内外有别的“贱民民族”性格，传统中国的根本特征则是氏族国家。

但韦伯未能完全从其他文明的内部视角出发为其构建“理念型”，且过于强调特殊性，故依然带有文化本质主义的局限。文章采取中国文明的内部视角，从“世界图像”和“利益”（或者说表达“利益”的组织制度）两个层次粗略重构了中国文明“理念型”的一些关键要件。从中国文明的内部视角来看，则这幅“世界图像”并非韦伯笔下巫术的、仪式主义的和消极被动的，而是高度理性的、充满情感的和积极主动的。拿这幅“世界图像”和清教的“世界图像”比较可知，二者有一个类似的实质性起点，即氏族关系。只不过一个沿着氏族关系，一个打破氏族关系，向着不同的方向理性化为两条不同的生活之道，正所谓和而不同。就利益层次（或者说表达“利益”的组织制度）而言，家产官僚制和封建制虽然是人类普遍存在的制度形态，但在中国由于受伦理本位的世界图像的影响，又有种种特殊的表现，同样体现了和而不同。

韦伯式比较历史社会学构建的“世界图像—利益”双层模式内在蕴含着“和而不同”的文明比较理念。利益层次主要体现的是形式上的“和”, 世界图像层次主要体现为实质上的“不同”，呈现出部分相似、整体相异的格局。这种视野有利于破除实证主义造就的虚假普遍主义，也有利于破除极端特殊主义的封闭性，但“整体相异”依然落脚在特殊主义一端，特别强调各文明体在根子处的不同，依然带有文化本质主义的特点，还只能达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要从“各美其美、美人之美”上升到“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尚需在世界图像之上的人性论层次（或者中国人所谓性与天道）寻找“和”的根基，在这方面中国文明“和而不同”的智慧有着特别的优长。文章结合费孝通晚年对文化自觉的反思来加以阐发：中国文明由于人性论上的优长，能够开辟出一条“将心比心”的“礼”治之路，为世界贡献一种真正“和而不同”的普遍主义，有助于再造文明间共识，构建一个“和而不同”的全球社会。